【本篇報導由歷史學系  葉高樹教授研究團隊提供】

　　滿洲入關之後，統治者面對新的情勢，為使八旗制度能夠繼續運作，乃以八旗制度為基礎，設計出若干新措施，八旗米局即為其中之一。雍正六年（1728），雍正皇帝為避免京師旗人因糶賤糴貴蒙受損失，特別設立八旗米局；至乾隆十七年（1752），乾隆皇帝卻以弊端叢生為由，下令停止，前後不過維持二十五年，迥異於其他養贍旗人的措施。然而，從八旗米局的制度運作來看，其辦理項目增加、經營成效尚佳、管考亦稱嚴謹，竟不能行之久遠；若檢視其制度設計，實存在著功能與既有的京師五城米局重疊、用人忽略政務的輕重緩急、無視旗人糧食消費的實際狀況等缺失，則米局遭裁汰的原因，未必是官方宣稱的辦理未善與奸民射利所致。因此，本研究從八旗米局與糧價波動、監督考核、旗人生計的互動切入，透過官書與檔案的相互參照，期能呈現制度的動態變化，並分就八旗米局的經營型態、行政管理，及其存廢對旗人的影響等方面，進行比較、分析的研究，用以探討八旗米局的制度變遷，以及八旗米局與雍、乾時期經濟、政治、社會的關係。

　　清朝皇帝視「八旗為國家根本」，當俸餉成為旗人經濟的唯一來源，如何確保其生計無虞，便成為統治者鞏固「根本」的首要之務。自滿洲入關以來，即沿用明制，在京城、通州設置倉庾，以供發給官兵俸餉之用；其中京倉專為八旗而設，發放米石也有一定的辦法。雍正皇帝創設八旗米局的目的，原為體恤兵丁赴京、通倉領米的運費負擔，以及解決米石賤糶貴糴的問題。此一制度的運作並無窒礙之處，且辦理項目日增、經營績效尚佳、管考亦稱嚴謹，也准許民人前往糴買，縱令民營舖戶與之競爭，間有承辦人員不得要領，當時的官員仍多持肯定的態度。惟在乾隆初年，官員對八旗米局成效的見解頗為歧異，是以其規模乃至存廢，曾經數度改易。

　　究其所以，當與八旗米局的制度規劃頗有可議之處有關。就制度性質而言，八旗米局的平糶作用並非創新，而是與既有的京師五城米廠近似，且都有平抑豆價、錢價，以及救濟貧困的功能，未必有迫切性或不可取代性。惟乾隆三年的米價波動，朝廷為使兵、民皆能受益，賦予八旗米局社會救濟的意義。影響所及：一、八旗米局與五城米廠的功能趨於一致，遂有疊床架屋之病，實有簡化的必要。二、八旗米局已非為惠養兵丁的專設機構，各旗都統衙門便無須投入人力、物力，其資源實可轉作他用。

　　至於雍正皇帝所擔憂的腳價之費、所斥責的貪圖享受，也有值得檢討之處。兵丁領米多在京倉，腳價是必要支出，且佔其餉銀的比例甚低，對領米當月的影響亦屬有限，以此做為設置八旗米局的原因之一，實頗為牽強。又兵丁之中，固然有「不知節儉，妄事奢靡」，「以致失其生計」者，但不應忽略餉米無法完全滿足旗人傳統的飲食習慣和祭祀需求，及其糶賣餘米的可能。對於上述現象的緣由，乾隆皇帝在即位之初似已能掌握，而以「損益隨時」的態度，開放八旗大臣討論米局存廢，並以之為穩定物價、賑濟兵丁的政策工具。

　　即便如此，乾隆皇帝仍以米局「不能盡得妥協之人」，以致「聽任奸民赴局私買」，於乾隆十七年將之撤廢。降及乾隆五十二年（1787），副都御史劉權之（1739-1818）奏請恢復八旗官局以籌辦民食，經鑲藍旗滿洲都統怡親王永琅（?-1799）等議覆，指出當年撤廢米局係因「經理之人不能盡期［其］妥協」，宣告停止；至於劉權之所請，須考慮「使旗、民樂於官局糶糴，市儈自不能抬價居奇」，惟「目下米價方昂，既未便抑令旗人賤糶於官，而官為轉糶之時，市價或已就稍平，轉近於勒糴」。因此，八旗米局無法持續實施，除去奸商射利、所託非人的因素之外，謀劃未盡完善也是失敗的原因。

原文出處：葉高樹，〈清雍乾時期八旗米局的興革：制度史的考察〉，《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56期，臺北，2021年11月，頁1-46。https://doi.org/10.30383/TJH.202111_(56).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