酗酒、嚴刻、好抄家：流言傳播與雍正皇帝的因應
115年10月08日
【本篇報導由歷史學系 葉高樹教授研究團隊提供】 雍正皇帝在位期間，飽受流言困擾。流言的產生，主要是因康熙皇帝晚年的皇位繼承權之爭，既有來自社會輿論的質疑，更有雍正皇帝主動揭露的酗酒、嚴刻、好抄家等針對個人行為或性格的指控。面對種種不利於己的言論，雍正皇帝一概斥之為惡意捏造的假訊息，並將他所認定的流言散布者列為打擊對象。他對流言的處理，是從被動應對到主動澄清，並隨著統治權的穩固，欲打擊的幕後敵人也從允禩集團的外圍份子轉為核心成員；同時，透過編輯《上諭內閣》、《大義覺迷錄》，並下令定期宣講，達到反覆宣傳的作用。然而，不論流言對當事人的傷害程度如何，在資料留存的限制下，有難以追查、無法確定的問題；在史料解讀的影響下，又極易陷入判定真假、各說各話的困境。因此，本文擬借用社會科學探究流言的方法，以攻擊雍正皇帝酗酒、嚴刻、好抄家的流言為例，分就流言生成及其傳播途徑、雍正皇帝對流言的駁斥、流言與雍正皇帝的治術三方面，分析雍正皇帝操作流言以達到鞏固統治目的的過程。 酗酒、嚴刻、好抄家，是令雍正皇帝困擾，卻又親自揭露且詳加駁斥的流言。流言的生成，不應忽略其中的真實成分，若逕視之為憑空出現的蜚語，實無法掌握其本質，另須兼顧鄂爾泰所言「其事有漸，其來有因」，才是了解問題的關鍵。雍正皇帝對流言的處置，則歷經「歷久自明，故未即降諭旨」的消極應對，「不得不以其故，曉諭眾人知之」的主動澄清，以及「必使天下之人備聞朕訓、深知朕心」的積極反擊等階段性變化。 雍正皇帝在爭奪皇位繼承權中脫穎而出，在承受敵對勢力一連串質疑時，先從打擊對手的外圍分子著手，迨權勢穩固後，再對付其核心成員。雍正皇帝對曾參與競逐儲位的兄弟多所防範，但最初是將罪愆歸咎於他們身邊的憸邪小人與奸惡太監；繼之，則蒐集以允禩為首的諸弟罪證，進而指控他們有弒兄、謀父的意圖，酗酒、淫色的行為，以及貪財的事實，並將之一一入罪。在雍正皇帝將諸弟形塑成製造假訊息中心之際，豈料雍正六年發生的曾靜「逆書案」，竟將允禩集團的罪行轉嫁到自己身上；他則設法使宮廷內形成的「誣謗」與社會上散布的流言相連結，用以自清，說明流言兼具作用與反作用的性質。與此同時，雍正皇帝另建構出「北京―湖廣―兩廣、雲貴」的流言傳播路線，也在鄂爾泰「由內而外、由滿而漢」，以及「此阿其那（允禩）、塞思黑（允禟）等之本意，為逆賊曾靜之本說」的詮釋下，更為合理。 其次，雍正皇帝也主動說明於官民間流傳已久，但他自認全係「無中生有」或「似是而非」的日日飲酒、喜嚴刻、好抄人家產的流言。關於飲酒，雍正皇帝利用來京官員見證他並不飲酒，以及宣稱允禩、允禵平日即沉湎於酒，發揮反制的效果。關於嚴刻，雍正皇帝先論述其統治的原則與理念，再針對幾項被外界譏為「喜嚴刻」的事例逐一剖析，期能說服臣工理解其用心。關於抄家，抄家固然是雍正皇帝澄清吏治、整肅異己的手段，但是抄沒財產的流向，另引發社會對皇帝貪財的聯想；他則說明沒入的婪贓之物用作公事賞賚，也以多次蠲免錢糧、豁免積欠，證明並不吝惜錢財。至於雍正皇帝選擇在雍正四年至五年間公開流言的原因，在於他已能掌控全局，一方面可用以坐實允禩集團的「奸惡」本質；另一方面，則阻絕宵小之人興風作浪，並藉機打擊貪贓犯法的大臣，故採取直接面對且操作諸多不利於己的言論。 雍正皇帝因應流言的策略，最初多用召見大臣面諭或由內閣頒發上諭等方式進行澄清，並阻斷敵對陣營口耳或文字傳播的管道，惟「逆書案」爆發，始察覺上述做法影響的層面有限。是以，自雍正七年起，雍正皇帝改採主動積極的態度，有計畫地公布上諭，先後敕編《上諭內閣》、《大義覺迷錄》、《上諭八旗》、《硃批諭旨》等書，頒行天下、准許刷印以廣流傳，再透過鄉約宣講活動，使其論說深入鄉里基層。雍正皇帝是政爭的勝利者，遂能充分運用掌握話語權的優勢，不僅反覆宣傳，進而達到端正視聽、鞏固統治的目的。 原文出處：《故宮學術季刊》，第42 卷第 2 期， 臺北， 2024 年 12 月 頁 153-1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