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報導由國文學系  王基倫優聘教授研究團隊提供】

　　姚鼐《古文辭類篹》提出古文辭十三類說，比起明人辨體觀念大有進步，以至於影響深遠。本文以在他之前的清代總集、別集為考察對象，探討清朝初年文體觀念的演變歷程、總集與別集的文體編排方式，發覺姚鼐當時，已有兩條不同的古文文體發展脈絡，其一學自《文選》，其二學自唐宋古文八大家，前者以儲欣為代表人物，後者以歸有光為主要線索。姚鼐實受容各家說法，集其大成，因而得以完成十三類說，提出後世頗為重視的古文文體觀念體系，奠定了他在文體學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清朝姚鼐（圖1）以前，許多人已經作出文體分門別類的工作，但是為什麼姚鼐的文體分法在後世廣為流傳，久久不衰？姚鼐如何接受前人說法，又作了哪些文體序次的調整改動，使其文體安排方式更加趨近完美？由此可觀察出哪些文體觀念的嬗變？

　　欲解決上述問題，可從三個方面來考察。第一，須先明瞭姚鼐的學術涵養來源。第二，姚鼐之前已有許多文人的別集，已經有作一些文體分類的安排考量。第三，有些學者在編纂總集時，也作過文體分類的安排考量。他們的分類編纂，其實來自《文選》以來的啟迪。上述三個研究面向，有助於研究者推溯姚鼐《古文辭類篹》十三類文體的形成原因。

　　研究結果發現，自《典論‧論文》、《文選》、《文章正宗》以來，已經有先議論、後敘事，關乎社會大眾的公領域文體（論、議、策等）列在前，涉及個人小眾的私領域文體（家傳、行述等）列在後，以及與生者有關的傳、記在前，與死者有關的墓誌、祭文列在後的情形。

　　明代歸有光的《震川先生集》分出序、贈送序、壽序三種，以及論說文章之後再排列記敘文章，散文之後再排列有韻之文，再以生者事蹟在前，死者事蹟在後的文體編排方式，為姚鼐所採用。顧炎武《亭林詩文集》將「辨、原、論」調整在「序」之前，影響到後來《古文辭類篹》也跟著調整次序。

　　然而在逐步形成統一的見解時，也會有編書者不同方向的個人思考，於是又逐步聚合成兩大分歧點。一是出發點為尊君，以奏議居文體之首的作法，或是以作家情志為考量，列論辨為文體之先的作法；二是先列韻文體製的賦、詩在前，散文體製在後，或是改置韻文、應制時文在散文之後的作法。這兩種安排方式各有其歷史淵源，也各有其擁護者，形成兩條綿綿不絕的發展脈絡。到了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結合前人經驗而有三種作法，一是將官方文書列前，以奏議居文學體裁之先；二是論、議、辯夾雜在敘事文類之中，三是將辭賦韻文放置在書末。

　　姚鼐《古文辭類篹》參考前人的作法，也主張先議論、後敘事，也將辭賦韻文放置在書末，而姚鼐各體排序與儲欣十分貼合，卻又改變所有儲欣訂定的類型名稱，可見他繼承儲欣，又故意不同於儲欣。姚鼐又以論辨為文體之首，再細分序、記、傳、誌、箴銘、頌贊、辭賦、哀祭為不同文體，其中序、記、傳、誌、哀祭的區分值得肯定。於是姚鼐在汲取歷代文體觀念之後，形成學界較能接受的文體分類方式。

圖1：姚鼐像
 

原文出處：王基倫（2022）。從清中葉以前古文文體發展脈絡論姚鼐《古文辭類篹》的十三類說。臺大中文學報，(79)，127-172。https://doi.org/10.6281/NTUCL.202212_(79).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