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報導由國文系 林宜蓉教授研究團隊提供】     

　　相應於晦暗亂世，明清之際屈大均堅守遺民身分，在晚期諸作中，刻意撰寫了一本地方知識—《廣東新語》，唯後人多視為尋常方志，無多發皇。經筆者細考：此書用意良深，除教化大旨外，更化用「外志」所載地方之「惡」與「異」，寄託「世界秩序」、「家國認同」與「南方偏霸」三大隱喻，作為其對歷史境遇的積極回應。

　　本文力闡其論：如何在經典與歷史中尋找依據，建構南粵為嫡傳華夏之「海濱鄒魯」，順勢將昔時罪人遷謫之「邊境」，翻轉為掌握抗暴起義的「中心」。此一宏偉理念之落實:乃由「用晦」而「偏霸」、到王道盛行之「化外」實踐，係一種不斷由「內」向「外」推移的天下觀，其中糅雜了夷夏之間的二元對立、互動、互融等變化過程。此書展現了多元而複雜的文化意蘊，相較於黃宗羲《待訪錄》為佐王之書，誠有其獨特之處。

　　翻開歷史的扉頁，縱觀古往今來，分合治亂，著實複雜；此中尤以政權更迭時期，更是充滿了殺伐戾氣的暴力與喧嘩。身處濤濤洪流的知識分子，為了應對秩序崩壞的亂世，遂開展出許多生存智慧，其中《易經》「用晦而明」，則是知其不可而為、力挽狂瀾於既倒之士，所常汲於經典以自我惕勵的精神糧食。作為明清研究的長期耕耘者，自是好奇：明清鼎革之際，此種「用晦」意識，如何在經歷國破家亡、流離遷徙之士的書寫中多元展現？意即，除了傳統詩文書畫為載體，還可以運用何種書寫形式，幽微地承載慨嘆憤恨，乃至於抗暴情懷與復國藍圖？尤其是入清後明遺民所處為噤聲莫語之高壓時期（文字獄），在禁制/意欲二極相抗相生的衝突中，究竟可以激盪出何種特殊風貌？

　　明清之際屈大均（1630-1696）所撰之《廣東新語》，即是典例。這一樁看似平淡尋常，實則暗潮洶湧的個案，值得探問再三。

　　筆者即據此深探，除了以《屈大均全集》版本為核心文獻之外，還透過三種舊本《廣東通志》之交叉對照，從而呈現《新語》一書如何「略其舊詳是新」， 據「外志」而開展格局。務期綰合前賢之啟發，延續筆者前此所關注之「化外」深意（《清華學報》所載），繼力由「遺民隱語」切入，探討屈氏如何巧用《易經》「用晦而明」意識，透過鬼神、巫蠱、疫厲以及災害物怪等暗黑敘述，託寓豐富的文化隱喻，形構出一套「地方知識」。

　　此中提出一系列問題深究：究竟大均如何透過此一地方書寫，在崩壞世局中，勾勒「暗黑」之所在與「光明」之可能，從而建構遺民者之世界秩序？又如何透過類目架構之命名與編排，巧妙嫁接歷史典例，形構一套「偏霸南方」的「認同譜系」（identity pedigree）？再者，撰者如何賦義於微物瑣事，嫁接為饒富政治寓意的災祥論述？本文最終企圖，乃在假此探討「用晦意識」如何在「地方書寫」中開枝散葉，發展出一套係屬屈大均遺民隱語所建構的「世界秩序」、「家國認同」與「南方偏霸」之文化隱喻（metaphors）與子題分殊。 　

　　值得強調的是，此書曲衷乃在諄諄提醒：值此「化外內」「王道盛行」理想實踐的過渡時期，有識之士雖處邊境一隅，仍需因勢利導地落實「用晦」智慧—由「用夏變夷」到「用夷助夏」，先行發展「南方偏霸」的局面，而後期更以抗暴起義而推展華夏文明之大天下；大均在《新語》中，除了強化南粵係嫡傳華夏文化之正統外，更為來日地方政權得以翻轉世局、抗暴革新，提供了諸多發展依據以及合乎天理人情之説法。於現今我輩，無疑示現了一種古為今用的生存智慧與「著書待後」的書寫力量。

原文出處：林宜蓉，〈世界秩序、家國認同與南方偏霸—屈大均《廣東新語》之文化隱喻與子題開展〉，《漢學研究》，第38卷第4期（2020.12），頁169-215 。
《漢學研究》論文全文網址：Microsoft Word - 384-1-蕭馳_0112_7校.doc （ncl.edu.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