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報導由國文學系　石曉楓教授研究團隊提供】

　　楊沫（1914-1995）《青春之歌》是中國著名的紅色經典，全書藉由主角林道靜與余永澤、盧嘉川、江華幾名男性間的情愛糾葛、革命話語表述，以及林道靜在勞動民眾間接受鍛鍊的歷程，鋪陳其如何逐步成長為共產主義社會「新人」。本文首先分析《青春之歌》將「身體」經驗與「革命」轉向相結合，以凸顯思想正確性的策略。其次經由版本的修訂過程，探討知識青年在小說中如何被改敘；血統論、獻祭觀、贖罪說以及傳承使命等，又如何展現在「新人」的形塑過程裡，以完成宣導國族情感的目的。最後則針對「革命加戀愛」模式，剖析革命與情愛之間的糾纏與情感罅隙。

　　《青春之歌》於1958年出版後便大為暢銷，1959年並被改編為中共建國十周年獻禮片。小說有強烈的自傳色彩，主題也十分明確，認為知識青年只有把個人前途與國家命運、革命事業結合在一起，才有真正的出路。本文希望在「清潔」的十七年文本中，重新發掘隱含的欲望書寫，並指出《青春之歌》與1920年代末以來「革命加戀愛」小說表述的差異性，以為深究新時期小說中「革命加戀愛」類型變貌之張本。

新人是如何養成的？

　　《青春之歌》主角的身分並非工農兵階層，而是知識青年，楊沫充分運用文學作品裡「白」的指涉：純美潔淨，對主角進行楚楚可憐的描寫，更暗示其如白紙般有待被填寫、補充與啟蒙。林道靜參與革命的心態與語境始終在動態的轉變中，先從封建家庭出走，再由與余永澤同居的兩人世界裡出走，凡此都在致力於戰勝舊我，以打造一副重生／新生的身體。然而在民族、階級和性別三種解放動作裡，「性別」顯然還是服膺於「民族」與「階級」情感下，成為被國族戰爭所動員、被革命男性前輩所引導的附屬性存在。

知識分子如何被敘述/改敘

　　《青春之歌》以樣板化的標準與信念塑造人物，例如正面角色多凸顯其「高大全」形象、人物心理的「下滑」通常涉及身體懲戒、經由健康思想的導引可以鍛鍊成強健的身體等。即便如此，初版本發行後，針對此書的意識形態仍有諸多批判，楊沫因此展開大規模修改，並增寫了七、八萬字，包含小資產階級感情、工農結合，以及林道靜入黨後的作用問題等。例如林道靜初至農村時還有資產階級小姐心態，而在知悉鄭家為其父迫害至家破人亡後，她「忽然覺得自己身上很髒很臭，同時，又覺得十分委屈。因為這又髒又臭的衣服，並不是她要穿，而是那個地主家庭給她穿上的。」血統問題、贖罪概念在此被提出，農村在小說情節裡也承擔起重要的敘事功能，小說昭示了社會主義「新人」身體的完成與認證，必須透過農民、透過黨，才能得到最終的救贖。

革命與戀愛的糾纏與情感罅隙

　　《青春之歌》是非常典型的「革命加戀愛」小說，愛情的潛文本與革命的顯文本間不僅存在著建構的共謀，也存在著解構的緊張。相較於1920、30年代的「革命加戀愛」小說，此階段個人的「身體」命運與「革命」轉向，往往無法避開為政治服務的套路，而這種以「黨」綁架「愛情」的情節模式，反而體現了幽微而複雜的國體／身體問題。小說裡充斥著挾黨國之名的秘密情欲想像，觀察書中一女三男的情感模式，盧嘉川消失的身體始終縈繞著一股性的逗引，夢境與詩原是極具浪漫情調的表現形式，也都富含象徵性，楊沫選取此兩種媒介表達道靜對盧嘉川的思念，容或無意，但其中潛藏的矛盾與糾結情感，也許連作者都未必意識得到。此外，十七年文本裡對於革命女性的身體，有更為強大的規範與控制，也隱含了強烈的男性主導意識。而凡此紅色文本的閱讀，除了外顯的促進勞動自覺、激發革命想像等功能之外，創作與閱讀間隱密的「不同步」效果，更非作者所能預期。至於三部曲最終的改寫，則更強化了作家內在情愫的壓抑與洩漏，也證明了文本內外的情感潛流，其實是官方意識型態所無法完全箝制的。

圖片來源：https://news.pku.edu.cn/xwzh/c629acf0422c4b4e9b00ddf9859224a9.htm

原文出處：石曉楓（2020年06月）。〈清潔的文本，純淨的革命情愛？──論《青春之歌》中的身體書寫與情欲潛流〉。《淡江中文學報》（THCI），42，257-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