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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臺灣新竹城隍廟的中元祭儀反映的社會動員與地方認同

【本篇報導由歷史學系  林欣宜副教授研究團隊提供】

  以每年中元祭儀為特色的新竹城隍廟,自十九世紀中葉起成為地方重要政治象徵及活動場域。由新竹城隍廟祭儀之歷史來看,不難發現自建廟百餘年後的1850年代起,民眾參與增加及地方士紳藉以號召的痕跡。這一變化的社會脈絡,是在地方不安和戴潮春事件等事件影響下,地方重要士紳家族在地方武裝化的氛圍下運用以動員的一種表現。但光是地方大事或經濟發展,並不足以解釋為何是城隍廟,而非其它受歡迎廟宇。地方社會至十九世紀中期的發展,及重要士紳間建構影響力的方式,讓他們以新竹城隍廟在地方行政體系代表的正統性為訴求,也就是運用新竹本地社會發展脈絡,產生地方獨有的認同,並隨着著此地政治與經濟地位在十九世紀末日益邊緣化而愈發顯著。城隍廟中元祭儀發展的歷史,是清代國家符碼化,影響地方社會長期以來形塑地方認同的一個例證。


 

  新竹城隍廟最為有名的是每年中元節前後的種種祭儀,舉辦中元活動的歷史十分久遠,在近年來甚至成為新竹號召外地遊客的重要活動(圖1)。由新竹城隍廟祭儀發展之歷史來看,此廟自十九世紀中葉後成為地方重要政治象徵及活動場域,民眾參與增加,地方士紳藉以號召的現象十分明顯,每年農曆七月中元發展的脫枷消業、賑孤遶境及普度儀式皆有相當歷史(圖2)。然而,新竹城隍廟最初由官府設立,是為執行清代國家儀式而建,卻由平日無人聞問的官廟轉變為香火廟,自十九世紀中葉起有明顯來自地方之參與。這一變化的社會脈絡,是在1860年代戴潮春事件等事件造成地方動盪不安的影響下,地方重要士紳家族在介入地方秩序及權力平衡的考量下,作為提升自家影響力,並運用以動員群眾的一種表現。之所以是新竹城隍廟,而非其它受歡迎廟宇,乃由於地方社會至十九世紀中期的發展,及重要士紳間建構自身影響力的方式,使之得以運用新竹城隍廟在地方行政體系代表的正統性(即如所謂神格)為訴求,也就是運用新竹本地社會與行政的發展脈絡,產生地方獨有的認同,隨著此地政治與經濟地位在十九世紀末日益邊緣化的發展而愈發顯著。換句話說,城隍廟中元祭儀發展的歷史,說明了清代國家符碼之形象與象徵意義,在地方社會扮演的角色,成為長期以來形塑地方認同的一個具體例證。

圖1:夯枷的信徒小朋友虔誠向駐蹕福德祠的陰陽司公敬拜(作者攝)
圖1:夯枷的信徒小朋友虔誠向駐蹕福德祠的陰陽司公敬拜(作者攝)

 

圖2:新竹城隍廟著名的夯枷遊行(作者攝)
圖2:新竹城隍廟著名的夯枷遊行(作者攝)

 

原文出處:林欣宜,〈清末臺灣新竹城隍廟的中元祭儀反映的社會動員與地方認同〉,《歷史人類學刊》19:1(香港:2021.4),頁97-126。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P20151127001-202104-202204120024-202204120024-97-126

林欣宜 副教授 | 歷史學系

為牛津大學博士,現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從事地方歷史發展過程中族群與認同研究,近年開始十九世紀外國人對臺書寫之研究,出版〈禮密臣的臺灣歷史書寫及其影響之考察〉等多篇論文及翻譯Robert Eskildsen,《日本與東亞的帝國轉型:臺灣出兵與日本帝國主義之萌芽》等研究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