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報導由東亞學系  潘鳳娟教授研究團隊提供】

　　《禮記》是中國禮儀之爭的關鍵文獻之一，更是理解西方如何定位中國禮儀屬性的重要文獻。早期的《禮記》翻譯對探索中西思想中有關「宗教」概念以及中國的禮如何在近代學術交流中被傳播與理解，扮演著敲門磚的角色。西文的“religion”與中文的「宗教」，它們在翻譯上應該要特別關注其間的雙向迻譯關係與發展，亦即在概念的互譯過程中去尋繹：是哪些中文語詞被翻譯為“religion”？以及這個關鍵概念或詞彙如何構成為一種雙向溝通的轉譯過程。不同於探討十九世紀如何將religion藉由「和製漢語」轉譯為「宗教」此一對應新詞的研究，本研究將時間向前推進兩個世紀，以耶穌會士韓國英的〈禮記摘錄-有關孝道〉（“Extraits du Li-ki, sur la Piété Filiale”）作為主要文本來探索這個跨文化翻譯的問題。本研究聚焦於韓國英翻譯《孝經》時所摘錄的《禮記》內容，觀察中國禮儀，尤其是中文「禮」字與「敬」字，它們如何在歐洲基督教神學理解下的religion脈絡中被詮釋。本研究也討論在韓國英譯本之後，十九世紀「宗教」譯詞確立以前的歷史脈絡，用以考察各種對宗教問題的不同翻譯與見解，並說明新名詞如何帶來新觀念，使原本並未二分的聖俗關係，在引入以基督宗教為基礎而建立的宗教觀念之後，影響了中文世界在相關領域的概念變化。原本不特別去切割宗教與公民兩者，而是側重倫理面向去理解並認知的祭祀典禮，在十九世紀末卻被視為屬於「宗教」的範圍，並逐漸影響甚至形塑後續中文世界對宗教的認知與論述。透過在中西文脈裡重新檢視以及反思「禮」、「宗教」等概念的雙向翻譯，使研究者對近代宗教觀念的內涵如何在雙向傳播與互動中演變與型塑，得以達致更深理解。

　　本研究從羅明堅、龍華民到衛方濟的有中國禮儀的相關著作，最後導入韓國英摘譯《禮記》的譯詞分析，在禮與宗教的雙向翻譯的前提之下，追溯十九世紀「宗教」譯詞定著化之前的歷史脈絡。在十七世紀中國禮儀之爭最高峰的時期，中國禮儀是否為迷信或者像基督宗教一樣地位的宗教儀式。中國的禮儀如果具宗教性，那麼就是違背基督宗教教義，因為只有基督宗教是唯一真宗教。如果是迷信與偶像崇拜，那當然也不能容許教友執行。因此耶穌會士必須避免將中國的禮與基督宗教對等，也必須迴避任何會使中國禮儀成為偶像崇拜的論述。最終辯論的方向是朝向中國禮儀屬於與宗教無涉的文化行為。而在韓國英之前譯介《禮記》的中國禮儀辯護者衛方濟，他所出版的相關著作，採取了一種不同於當時羅馬教廷與宗教裁判的神學家們的那種將「宗教」(religious)或「公民」(civil)二分切割的思維，並轉向以孝道為中心的倫理進路來討論中國禮儀。他在譯介《禮記》時，並未使用「宗教」，如果提及Religio這個字，基本上是指基督宗教，並未將「禮」連結到與宗教。至於韓國英，出版摘譯本已經是1779年，距離禮儀禁令超過半世紀（後禮儀之爭時期），而耶穌會也被解散。不僅不能容許中國教友祭孔祭祖，甚至所有關於中國禮儀的討論都是被禁止的。韓國英翻譯《禮記》介紹中國孝道，卻不能討論中國禮儀之爭的相關問題。在漢學的外衣下，他與1711年中國禮儀的辯護者衛方濟之迴避使用不同religion來翻譯中文「禮」的作法不同，透過多樣化的譯詞，在他「禮「的四重意義：包括宗教的(le religieux)、政治的(le politique)、公民的(le civil)與家族的(le domestique)的理解當中去摘譯《禮記》，跳脫宗教的或公民的二元性的思考，在帝國孝道文獻的脈絡中去摘譯禮記，是極具創發性的。他說這些面向的意義都指向天子，是鞏固皇權的重要力量。透過對這四重面向之禮的詮釋，韓國英已經向他的讀者展示中國傳統中具有宗教性的文化，不僅相當多元複雜，也與當時歐洲的宗教觀念存在歧異。本研究對韓國英翻譯《禮記》的新發現，也是學界首見研究成果。

　　西文的“religion”與中文「宗教」的翻譯問題，須同時關注雙向翻譯的發展，探討相關概念的互譯過程中，是哪些中文語詞被翻譯為“religion”。這個關鍵概念與詞彙的翻譯，是一種雙向溝通轉譯的過程。在中西語文脈絡裡重新檢視與反思「禮」、「宗教」或相關概念的雙向翻譯，將使研究者能更深入理解近代宗教觀念的內涵如何在雙向語言文化的傳播過程與互動中逐步演變與型塑。《禮記》是早期涉及中國禮儀之爭的關鍵文獻之一，更是理解西方如何定位中國禮儀之宗教性的重要文獻。《禮記》的翻譯是探索中西思想對於當代意義下的宗教概念與中國傳統的禮，如何在近代學術交流過程中被傳播與理解的敲門磚。如前文所述，《禮記》因為篇幅以及內容具有大量操作性細節，完整的譯本相對比其他經典出現晚。不過，本研究追本溯源探索了十八世紀耶穌會士韓國英的節譯本，也追溯他的前輩傳教士如何解讀中國禮儀，並且也討論了韓國英之後，包括《禮記》譯者與十九世紀相關論著對於中國禮儀，尤其是祭禮觀點的發展。這些對於探索中西宗教交流以及重新檢視中文的「禮」字與西方“religion”概念的交織影響，具有相當的啟發性。如能再進一步研究此後十九世紀末才出版的完整《禮記》譯本，將能系統地釐清在這兩個世紀之間，西方對中國禮儀的屬性之詮釋及其演變歷程。

原文出處：
潘鳳娟（2023）。後禮儀之爭時期耶穌會士韓國英的《禮記》翻譯──以「禮」與「宗教」為中心。漢學研究，41(2)，131-172。https://ccs.ncl.edu.tw/files/current_chinese_studies/01_041_002_01_04.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