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安保體制在臺海安全的角色扮演
115年11月10日
【本篇報導由東亞學系 林賢參教授研究團隊提供】 本文主要透過日本官方文獻的分析，彙整日美安保體制在東亞安全的角色扮演與演進，並聚焦於臺海情勢的發展。冷戰初期，美國在東亞建構同盟體系以圍堵中蘇陣營，日美安保條約扮演樞軸角色。中華民國與美國於1954年12月2日所締結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即屬於其中的一個環節，並且讓臺灣安全與美日安保體制相連結。 1969年11月21日發表的日美峰會共同聲明，將臺灣與日本安全連結，成為日美安保體制的「臺灣條項」。此一共同聲明，乃是日本政府首度將臺灣安全與日本防衛相連結之政治承諾。其後，由於美中關係正常化以及日中建交，「臺灣條項」被模糊化。然而，隨著中共國力增強，以及臺灣政治情勢變化，臺海情勢不確定性升高。有鑒於此，日美兩國透過「2+2」會議，宣示將維持臺海和平與穩定列為共同戰略目標，並且由日本制定新安保法案，以強化日美同盟的防衛合作，以及嚇阻中共武力犯臺的力道。2021年4月16日發表的日美峰會共同聲明，強調維持臺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被視為「臺灣條項」的復活。 本文嘗試透過時間縱軸的歷史研究途徑，梳理日美安保體制在東亞區域的發展過程，並且從空間橫軸的戰略研究途徑，探討日美安保體制的角色扮演及其發展過程，並且聚焦於日美安保體制與臺海安全情勢的關聯性。其中，本文利用「同盟理論」（alliance theory）的概念，特別是同盟合作可能衍生的兩種困境：「捲入困境」（entrapment Dilemma）與「背棄困境」（abandonment Dilemma），分析戰後日本追求自主防衛的衝動，以及日美安保體制逐步發展為日美同盟的背景因素。 在冷戰期間，美國透過日美安保體制（安保條約第六條規定、1969年11月美峰會共同聲明）與《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臺灣關係法》，將臺海安全與日本防衛形成戰略連結。後冷戰初期的1996年3月，美國為因應中共挑起第三次臺海危機，自駐防日本橫須賀港美軍第七艦隊調派「獨立號」航空母艦，以及駐防波斯灣的「尼米茲號」航空母艦到西太平洋集結以嚇阻中共蠢動，成為美軍在越戰結束以來最大的兵力集結，展現美國武力嚇阻中共對臺動武的「戰略清晰」態勢。當時，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也下令相關省廳做好對美軍後勤援助，以及確保日本海上交通線安全的準備。有鑑於北韓開發核武以及中共對臺軍事恫嚇衍生的東亞情勢險峻，以及日本自身的防衛與追求「普通國家」的政治需求，美日同盟歷經「2+2會議」協議後，將同盟合作範圍擴大，讓日美安保關係由遠東地區同盟擴大為全球性同盟。 在此發展過程中，日本為因應美國的要求，以及自身追求與美國的對等同盟關係，日本透過修改憲法解釋、制定《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解除多年以來不行使集體自衛權禁令，增加日本自衛隊在日美同盟架構內的任務分攤，以及在面臨「存立危機事態」下、亦即與日本具有唇亡齒寒關係的他國遭到攻擊之際，日本得派遣自衛隊予以協防，不但增強日美同盟相互信賴關係，也提供日本在日美同盟合作架構內介入臺海戰爭，協助臺灣防衛來自中共的武力進犯。 有鑑於中共日益增強對臺灣的軍事恫嚇，日美同盟為增強對中共的嚇阻，日本政要再三提出「臺灣有事，日本有事，也是日美同盟有事」的嚇阻訊息，透過日美雙邊、QUAD、G7等小多邊外長與峰會共同聲明，再三強調臺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是國際社會和平穩定與繁榮不可或缺的一環，並且積極強化西太平洋軍事部署，以增強對中共武力犯臺的嚇阻力。 原文出處： 林賢參（2024）。日美安保體制在東亞區域安全的角色扮演及其演進：聚焦於台海安全。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62(1)，65-111。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02588412-N202409030013-0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