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導由特殊教育學系暨復健諮商研究所 張千惠教授研究團隊提供】

　　資訊及通信科技的日新月異，不但為人類生活帶來極大的便利性，更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型態。然而，視覺障礙學生如何與明眼人一般應用資訊科技設備於日常生活值得深入了解。張千惠副教授及其團隊(李昕寧、鄭永福)透過行動觸控設備使用態度影響模式，了解社會支持、擁有資源及使用能力對態度的認知、情感及行為意向三個成分之影響力，並探討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的中介效果。研究以國中以上曾使用過行動觸控設備之視障學生 144 人為對象，採用項目分析及驗證性因素分析驗證各變項量表之品質及信、效度，再以結構方程模式進行資料分析與模式驗證。研究團隊發現，社會支持對知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均有正向影響力，進而影響對行動觸控設備的態度。擁有資源對知覺易用性有直接影響效果，並藉由使用能力對知覺易用性產生間接影響，再進一步影響使用態度。知覺易用性對於態度的認知、情感及行為意向三個面向均有正向影響力，而知覺有用性則僅對認知及行為意向有顯著影響。張千惠副教授將持續進行研究，期能為視覺障礙者尋求資源與造福有需要的視覺障礙人士。

　　資訊及通信科技的日新月異，不但為人類生活帶來極大的便利性，更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型態。然而，在數位擴散的過程中，由於群體、地區、時間、經濟、資源等各種因素，可能產生數位近用與資訊科技化脫節的數位落差（Digital divide）現象。數位落差代表機會消失及競爭力的不足，因此消弭數位落差已經成為許多國家的重要議題，尤其青年學生學習資源及能力的落差，更是攸關國家未來的競爭力，因而廣受政府及教育工作者關注。近年來，由於智慧型行動裝置的普及，配合無線網路技術的進步及優質數位學習內容的豐富化，興起行動學習這個新型態學習方式，藉由行動裝置的行動性打破學習場域的限制，再加上多樣化的學習內容，讓不同程度的學習者，可加強自主學習的效果，具自我導向學習和終身學習的特點。

　　行動觸控裝置強調視覺化操作介面，對視覺障礙者而言，可能是加深數位落差的鴻溝。就資訊近用的面向觀之，根據資策會／FIND（2015）調查數據推估，臺灣地區12歲（含）以上民眾，逾 1,604 萬人持有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智慧行動裝置持有族群約達 77.3%。然而根據一項調查研究顯示，視覺障礙學生近三個月內曾使用過智慧型手機者或平板電腦者分別約占56%及33.8%，擁有自己的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的比率更低，分別約為45.4%和13.4%。另就資訊技術素養面向來看，目前的行動觸控設備（包含手機與平板電腦）大多缺乏輔助視障者操作的重要功能，如螢幕報讀、具有輔助功能的中文輸入法、顯示中文點字等，而數位課程的網路平臺，也需要考慮到無障礙網頁開發規範，這些原因都可能導致視障學生無法享受到智慧行動觸控設備所帶來的便利性和自主性，有必要了解並解決視障學生使用行動觸控設備比率偏低的問題，才能進一步促進視障學生進行行動學習。

　　張千惠副教授與其團隊(李昕寧、鄭永福)的研究以態度三成分說為基礎，發展出視覺障礙者行動觸控設備使用態度的測量模式，以社會支持、擁有資源程度及使用能力等作為影響因素，並以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為中介變項，建構出一良好的結構方程模式。此結構方程模式提供了我們幾項啟示，首先，知覺易用性對態度的認知、情感和行為意向三個構面均有影響力，而知覺有用性則僅對認知與行為意向兩個構面產生影響，而且知覺易用性對認知和行為意向的影響效果均高於知覺有用性，因此知覺易用性為影響態度較高的中介變項。建議未來在開發、設計行動觸控設備應用程式，或其他新興科技產品、系統時，能顧及視覺障礙者的使用需求，以該設備或系統的知覺易用性為首要考量，方能有效地提升視障者的接受程度。

　　此外，就視覺障礙者對行動觸控設備的態度而言，社會支持為一重要的影響前因，同時對知覺有用性及知覺易用性均有正向影響力，進而影響對行動觸控設備的態度，顯示家人、師長與親友的支持，對於視覺障礙者使用新興科技設備亦可能是動力及助力，是學校、社會與政府提供視覺障礙者參與融合不可忽略的環境塑造因素。不僅如此，擁有資源對知覺易用性有直接影響效果，並藉由使用能力對知覺易用性產生間接影響，再進一步影響使用態度。從縮短數位落差的角度來看，提供視覺障礙者設備資源和提升其應用知識的教育訓練，對促進視障者的使用態度有所助益，政府近年來亦積極推動相關措施以消弭弱勢者的數位落差。張千惠副教授的研究也將持續為視覺障礙者尋求資源與造福有需要的視覺障礙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