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曼德維爾：文雅文化與經濟發展的意外連結

114年09月10日

【本篇報導由歷史學系  陳建元助理教授研究團隊提供】 　　本研究探討十八世紀初英國思想家伯納德・曼德維爾對當時盛行的文雅文化的看法，挑戰了學界長期以來對曼德維爾持完全反對態度的刻板印象。通過深入分析曼德維爾的著作，特別是其代表作《蜜蜂的寓言》，本研究發現曼德維爾對文雅文化的態度遠比先前認知的更為複雜。 　　研究結果表明，曼德維爾雖然批評沙夫茨伯里等人過分美化文雅文化，但他同時認識到文雅文化在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作用。曼德維爾認為，文雅文化能夠刺激消費，推動經濟發展，進而提高國家的整體實力。這種將文化與經濟結合的視角在當時可謂獨具慧眼，為理解十八世紀英國由農業社會向商業社會的轉型提供了新的視角。 　　本研究的重要性體現在多個方面：首先，它豐富了對曼德維爾思想的理解，糾正了過往研究中的片面解讀。其次，研究揭示了曼德維爾思想中經濟與文化的緊密聯繫，為理解現代消費文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線索。再者，本研究採用跨學科視角，結合了思想史、經濟史和社會史的研究方法，為未來相關研究提供了新的範式。 　　這項研究的發現可能會在思想史、經濟史、社會學和文化研究等多個領域引發新的學術討論。它不僅有助於重新評價十八世紀英國思想史，也為探討當代社會中文化軟實力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提供了歷史參照。總的來說，本研究提醒研究者在研究歷史人物和思想時應採取更全面、辯證的視角，相信其成果將引發學界的廣泛討論和深入研究。   　　十八世紀初的英國，一場關於文雅文化的爭論悄然展開。在這場思想交鋒中，伯納德・曼德維爾以其尖銳的筆鋒和獨特的見解脫穎而出。這位以《蜜蜂的寓言》聞名的作家，真的如一般人所認為的那樣完全反對文雅文化嗎？本研究通過深入分析曼德維爾的著作，揭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答案，為理解十八世紀英國的思想與社會發展提供了嶄新的視角。 　　研究發現，曼德維爾對文雅文化的態度遠比研究者想像的要複雜。他並非單純地反對文雅文化，而是從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角度對其進行了深入的剖析。這一發現的重要性體現在多個方面： 　　首先，它顛覆了學界長期以來對曼德維爾思想的刻板印象。過去，人們往往將曼德維爾視為一個徹底的cynical（犬儒主義），認為他反對一切美好的事物，包括文雅文化。然而，本研究指出，曼德維爾實際上看到了文雅文化在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方面的積極作用。這一發現不僅深化了對曼德維爾思想的理解，也為重新評價十八世紀英國思想史提供了嶄新的視角。 　　其次，本研究揭示了曼德維爾思想中經濟與文化的緊密關係。研究發現，曼德維爾認為文雅文化能夠刺激消費，推動經濟發展，進而提高國家的整體實力。這種將文化與經濟結合的視角，在當時是相當前瞻性的。它不僅體現了曼德維爾思想的獨特性，也為理解現代消費文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線索。 　　再者，本研究的發現對於理解十八世紀英國社會的變遷具有重要意義。文雅文化的興起與英國由農業社會向商業社會的轉型密切相關。通過分析曼德維爾的觀點，可以更好地理解這一轉型過程中的社會心理變化，以及新興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念。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採用了跨學科的視角，結合了思想史、經濟史和社會史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不僅使得研究結果更加全面和深入，也為未來的相關研究提供了新的範式。 　　對於未來的影響，本研究的發現可能會在多個領域引發新的學術討論和研究方向： 　　在思想史研究領域，它可能會推動學者們重新審視十八世紀英國的其他思想家，探索他們對文雅文化的看法，以及這些看法與其經濟思想之間的關聯。這可能會為理解啟蒙運動時期的思想脈絡提供新的視角。在經濟史研究方面，本研究的發現可能會激發學者們進一步探討文化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特別是在研究工業革命的背景時，文雅文化對消費模式的影響可能會成為一個新的研究熱點。 　　在社會學和文化研究領域，本研究為探討現代消費文化的起源提供了新的切入點。研究者可能會基於此深入探討文雅文化如何塑造了現代社會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 　　此外，本研究的發現也可能對當代社會有所啟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與碰撞日益頻繁。曼德維爾對文雅文化的洞見，或許能為思考文化軟實力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提供有益的參考。   原文出處： 陳建元（2023）。〈伯納德•曼德維爾論十八世紀文雅文化與國家富強〉。《新史學》34卷2期，頁1–49。https://toaj.stpi.niar.org.tw/index/journal/volume/article/4b1141f98ab32581018ab6681e33020d?utm_source=chatgpt.com 

夢、隱喻與思想

114年09月10日

【本篇報導由華語文教學系  陳寅清副教授研究團隊提供】 　　《列子‧周穆王篇》共收錄八則寓言，對於人類各種精神現象，如催眠、白日夢、失憶、錯覺、神智錯亂等心理現象皆有精彩著墨，內容涵括夢的實證經驗及宗教哲思諸面向，意涵繁複多元，值得深入探討。本文以當代西方“概念隱喻”的新視角及“意象基模”的解析架構，結合中國傳統文本研究之成果，解析《列子‧周穆王篇》的八則寓言及篇章意旨。盼藉由概念隱喻理論具象化、系統化的解析方式，釐清“夢經驗”、“隱喻語言”與“道家思想”三者之間盤根錯節的關聯；並盼藉由會通中西的研究方法和視角，探索中西思維模式之異同，促進深度的文化交流與會通。    　　“概念隱喻理論”為當代語言學與認知心理學的跨領域研究成果，以具象化、系統化的方式，釐清隱喻與思想之間的關係。“概念隱喻理論”以人們生活中的感官經驗為“來源域”，以抽象概念為“目標域”，截然劃分二域之界限與單向的映射關係。此理論架構以科學性、分析性的模式，使隱喻的意涵走向形式化、明確化。對於西方人來說，不失為一種探索、理解道家神祕思想與語言的途徑。事實上，本文以該理論所列舉的諸項人類隱喻基本模式來解讀《列子‧周穆王篇》的寓言故事架構和隱喻元素，包括以“路徑基模”分析周穆王神遊西極之旅中起點、終點、方向和途徑的隱喻元素；以“等級基模”解讀古莽、中央、阜落三國的評比意義；以“動覺基模”詮釋華子病忘寓言中的情節張力；或以“循環基模”解讀秦人迷惘之疾，及燕人返鄉寓言中的返樸歸真思想。意象基模理論，大抵皆能將各寓言的主旨和架構清晰地勾勒出來，幾可呼應概念隱喻理論所倡議的：隱喻為人類普遍性之思考模式的觀點。 　　近年新興的AI人工智慧，企圖藉由大數據資料庫，進行蒐集、分析、模擬、建構人類諸種語言和思維型態的基礎模式；影響所及，研究中國思想的西方漢學家如森舸瀾等，亦持續透過「意象基模」的研究，探進文學、哲學、歷史、藝術、宗教、語言中的人文領域，試圖解析人類文化中的諸種奧妙。此一研究面向，於今方興未艾，影響層面似乎愈來愈廣泛。本文先藉由當代西方的隱喻基模，以西方習慣的理解模式來說明《列子》思想，旨在促進中西思想的會通與交流；而在此文化會通的過程中，彼此的異同亦逐步朗現。道家模糊的、歧義的、神祕的隱喻語言，或許缺少如西哲對事物予以嚴格分類的明確性，然而中國道家“取同不取異，取合不取分”的思維取向，或許正是中國思想異於西方的根本殊異，藉由彼此交流和比對的過程，方能漸進地揭示開來。而對於彼此的異同與思維特徵的認識與理解，亦為促成深度文化溝通與交流所不可或缺的過程。   原文出處： 陳寅清(2023)。夢、隱喻與思想：從意象基模解析《列子·周穆王篇》之夢寓及篇章意旨。《嶺南學報》，復刊第二十輯，頁37-70。https://commons.ln.edu.hk/ljcs_new/vol20/iss1/2

她往何處去？──中國70後小說中的城鄉流動與女性命運

114年09月10日

【本篇報導由國文學系  石曉楓教授研究團隊提供】 　　當前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持續進行中，完結時間也無法預料，其間所產生的文化滯差，論者早已提出種種觀察，而成長於此結構變遷承轉時期的一代，恰恰便是所謂中國70後。較早受到矚目的盛可以（1973-），新世紀初有長、短篇小說多部，刻畫了諸多不同行業的城市邊緣女性。而其他70後作家如魏微（1970-）、付秀瑩（1976-）、石一楓（1979-）等人，亦多有涉及由鄉入城女性生活書寫的作品。 　　隨著市場經濟的興起，以及中國農村空心化傾向，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出現在城市街頭，這一代作家如何展演當代版的「上城記」？本文試圖探究城鄉流動問題在70後筆下的描寫，關於婚姻、身體自主、尊嚴與多重邊緣身分的壓迫，女性如何應對與思考。其後更進一步將聯繫五四以來現代小說中的進城女性，指出70後作家作品與這些「問題小說」間有何承衍、發揚與表現差異。   一、前言：中國城鄉分化與70後成長背景 　　中共自1949年建政後，陸續推動了一系列經濟改革，1958年並開始實施新住戶登記系統，但嚴厲控制人口的結果，使得城鄉結構嚴重固着，直至改革開放才得到鬆綁。城鄉結構不只是區域或空間關係，更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形成了身分性二元社會地位體系。而成長於此結構變遷承轉時期的一代，恰恰便是所謂中國70後。在這一代作家筆下，城鄉居處抉擇的重心是否已有所偏移？凡此與精神性追求、價值觀的變化是否相關連？   二、以婚姻之名：分層制度與「鄉下人」的宿命 　　首先，盛可以短篇〈淡黃柳〉及長篇《時間少女》便是鄉村少女爭取由鄉入城過程的典型刻畫。另一部長篇《水乳》描述來到深圳的新疆女子左伊娜，即使擁有謀生能力，在婚姻中同樣遭受到種種不平等對待，付秀瑩則以長篇《他鄉》刻畫知識女性的生存景況，其與勞動女性在城市生活中所面臨的不同困境，一側重於肉體踐踏之描繪，一則側重於精神歧視之難堪。 　　相較於男性農民工，這些小說展示了女性農民工在城市融入過程中所面臨的心理困擾，其實並非一般所以為的工作壓力，反而更多來自於個人情感方面的體驗。在「求生存」前提下，性的付出、婚姻的屈就、尊嚴的喪失，或許都是工作之外必須承受的壓迫。   三、「築巢」抑或「逐潮」：城市的罪惡與誘惑 　　然則，在追求婚姻保障之外，農村女性是否可能開發出另外的自立途徑？盛可以〈苦棗樹上的巢〉便刻畫了第一波農民工由鄉入城的歷程，影響所及有因家庭分居最終導致情感破裂、「空心村」的出現、「留守兒童」等問題。《女傭手記》則呈現第一代農民工從自我否定、打工到最後接受農民身分的完整迴圈歷程，但更年輕一輩的鄉村女性如《北妹》裡的錢小紅等，她們的情感體驗、身分認同則已漸漸產生質變。 　　葛蘭西認為一個階級總是配合著政治經濟霸權來行使文化霸權，資本的經濟邏輯與國家的政治邏輯，將弱勢邊緣人劃定於城市的邊界，持續再生產出種種不平等，她們對生活無法有任何特別的追求，因為「活下去」本身已是奢求。   四、我要活下去：女性多重邊緣身分的焦慮與突圍 　　盛可以的小說及魏微〈回家〉等顯示女性身體的經濟價值不但在城裡被剝削，回鄉亦受到耳語的精神壓迫，性別歧視構成了中國社會分層秩序中的核心原則。在地域與性別雙重邊緣的處境下，女性何去何從？在盛可以所創造的小說人物身上，我們看到錢小紅以肉身無畏的坦露作為抗議，甚至展現出以身相殉、與城市罪惡相始終的悲壯氣質，從這個角度看來，《北妹》可謂是為底層邊緣女性發出吶喊的先聲。   五、70後小說中城市異鄉者的歷史脈絡與形象差異 　　中國自1980年代以來面對轉型時期表現城鄉衝突的作品，亦與現代文學史上的「農民進城」主題可相互對照。在改革開放之後，我以為女性由鄉入城的題材，較多承繼了五四以來「問題小說」的書寫脈絡。 　　從廣闊的社會原因觀察，改革開放以來身分認同的代際差異與危機的生發，是這批作品出現的集體性原因，其次，流動性匱乏是當前中國最大的社會問題，小說讓我們看到中國巨型城市作為「世界工廠」光鮮外表下的隱憂，中國的階級層構並未曾如社會主義理想般有所改變。而文學對現實所做的提煉與呈現，卻也正是對所謂「中國奇蹟」神話最有力的搏擊。   原文出處： 石曉楓（2023）。她往何處去？－中國70後小說中的城鄉流動與女性命運。成大中文學報，(82)，161-199。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P20170720001-N202404090002-00005

陳師道文體觀的特殊見解

114年09月10日

【本篇報導由國文學系  王基倫教授提供】 　　北宋年間，陳師道《後山詩話》開風氣之先，興起了關於文學體裁的討論。他看出「詩」、「文」各自有其體式，杜詩、韓文都有極高的藝術成就，因而主張作家守住傳統的文體寫作規範，不贊同他們混淆各文體之間原有的寫作方式。其他較小範圍的次文類如「碑」、「記」，也同樣不宜跨文類寫作。 　　本文疏理陳師道的文體觀，發覺他是從體製中看出體式，再轉移體式規範到風格的形成。這些說法於北宋文人常與他相呼應。他主張詩文各有其體，譬如學詩要學杜甫，對於歐陽脩〈醉翁亭記〉的記敘給與肯定，范仲淹〈岳陽樓記〉則因爲大量用對偶，帶有傳奇小說逞才炫技的成分而遭到排斥。陳師道的評論見解影響深遠。    陳師道的文體辨正觀有下列特點： （一）陳師道《後山詩話》提出了關於文體辨正的討論。他認為詩文各有體，學詩當學杜甫，蘇洵不能詩、曾鞏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秦觀詩如詞等說法，廣泛地爲世人所接受。 （二）《後山詩話》討論前人作品，以中唐至北宋期間爲主。其中杜甫、韓愈、黃庭堅三人被討論的次數更多。他肯定杜甫詩，是從立格、命意、用字三要素看出他們的真工夫，「有意」更是「有工」的先決條件，求「工」也是求「巧」的前提。 （三）陳師道重視各類文體須合乎傳統寫法的觀念，這也是北宋末年文壇共同的觀念，當代人常與他相呼應。雖然他的立場較爲保守，至南宋以後，由於豪放派益受肯定，加上東坡詞受到廣泛的喜愛，因而「蘇子瞻詞如詩」的批評，備受質疑。然而從詞學發展史的角度來說，「婉約」是詞壇的主流，「詞」與「詩」的走向也分途異趨，《後山詩話》的立論主張並不偏頗。他兼顧「文體評價」與「藝術評價」，既尊體、重視本色，也重視東坡詞「極天下之工」的事實，其目的在於提示讀者或初學者，符合傳統文人的期待視野。這些因素，讓他站穩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正格」的地位，具有特定的價值。 　　討論中國古代文體學的發展，可以立足於陳師道的文體觀，初步確立「本色」的起源樣貌，而後再討論後世的發展變異。   原文出處： 王基倫（2023）。陳師道《後山詩話》的文體觀研究。《國文學報》，74，73–110。https://www.ch.ntnu.edu.tw/BOC/show_paper_detail.php?issue_id=75&paper_id=664  

飢餓、斷肢與污穢的情愛—論海凡小說中的馬共經驗

114年09月10日

【本篇報導由國文學系  王子榶博士生提供】 　　本文以海凡（1958－）之馬共小說為對象，關注文本對馬共歷史的重新審視與反思。身為前馬共黨員且為基層游擊兵，海凡以雨林鬥爭的經驗寫出「此時此地」的歷史真實性，建構「小寫」歷史。且海凡之馬共小說承續中共自建國以降的革命文學體系，更可溯源至二、三〇年代所時興的「革命加戀愛」文學類型。 　　本文主張，海凡的馬共小說有別於前人對革命文學著重於宣傳、教育、鼓舞之正面用意，反而道出馬共士兵在革命晚期（七〇年代至八〇年代）對現實的茫然與焦慮，使共產黨員褪去神化的假象，勾勒出更複雜、多樣的凡人形象。在雨林革命的晚期，其文本更跳脫「革命加戀愛」的三種敘事模式，反應馬共士兵於革命晚期開始對理想與激情產生懷疑、個人主義繼之而起的現象。文本展現個人與集體的辯證，更凸顯其作為革命文學的特殊性。   　　出生於新加坡的海凡（1958－，本名洪添發），以其雨林鬥爭時的所見所聞為基礎，書寫「此時此地」的部隊生活，用一種在風雨過後對馬共歷史的回望的角度，進行檢視與反省。他的作品既表明革命者的理想與激情，亦道出革命時期所面臨的困頓與苦難；既符合武裝鬥爭時期作為宣傳教育、鼓舞士氣之用的積極態度，也呈現革命末期失去歷史使命、理想終將幻滅的茫然與焦慮。本文將從「革命加戀愛」的關係，討論馬共小說的革命理想與激情以及個人主義的欲望兩者之間的衝突。 　　雨林抗戰的特殊經驗中，「飢餓」是馬共書寫的一大議題。海凡旨在揭露游擊隊在山林中鬥爭艱苦無援的情景，並用愛情取代革命精神，成為支持馬共成員堅持鬥爭的食糧，抗戰面臨的飢餓危機，成為愛情的契機。經由愛情的生成，使生理／心理的飢餓得以飽食，滿足生的欲望，以繼續革命。革命的神話性逐漸被解構、革命的理想也開始變形，革命者由對烏托邦的嚮往，轉而尋求個人情感的支持。飢餓不再是考驗精神與肉體的砥礪石，只顯現雨林革命真實、殘酷的樣貌。正如馬共於鬥爭中看不見理想未來，眼前的痛苦卻愈加鮮明。因此，愛情關係才能越過革命激情而大肆彰顯。 　　此外，海凡書寫殘缺身體，呈現雨林戰爭的殘酷與真實；也關注女性角色於革命時期的生理狀況及婦女病，在游擊隊中影響革命工作，成為被攻訐的身體。將殘缺身體與愛情結合，將國族敘事還原至個體層面，藉殘缺身體與愛情的指涉，開展集體意識與個人欲望的衝突，帶出集體與個人的反思。革命者的激情不斷在雨林鬥爭的挫敗中外損，內部又受集體主義的壓制，革命能量無法補充反而大量耗損。內、外部因素最終導致馬共對革命理想的想像失去動能，於是迎向逐漸僵化乃至革命失敗的結果。為解除悵惘若失的困境，革命者開始探索個體意志，「小我」逐漸放大、「大我」逐漸萎靡。當革命的崇高地位不復存在後，愛情繼而成為一種救贖的可能，同時也消解掉了馬共的政治性與宏大歷史敘述。 　　馬共於革命目標不明確、激情與理想幻滅的游擊鬥爭中，導致革命者逐漸開始思考革命情懷與個人情意之間的關係。在集體主義的光環褪去之後，隱沒在革命理想之下愛情則因應而起，或者是說，個人情感的私領域敘事進而填補馬共歷史的合法性／正當性以外的敘事。海凡延續現實主義的書寫傳統，反映底層革命者的悲痛、茫然與焦慮之感。透過描述革命與愛情的對立、消長關係，進而開啟集體與個人、信仰與情感的反思。亦透過對群己關係的思考，揭示馬共內部的矛盾與問題。   原文出處： 王治平（2023）。飢餓、斷肢與污穢的情愛－海凡小說中的馬共經驗。中國現代文學，(44)，205-219。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16844238-N202402060011-00010 

氣候變遷下的小農調適與遷移行為：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的地方觀點

114年07月10日

【本篇報導由地理學系  莫家俊副教授研究團隊提供】 　　氣候變遷影響小農戶在多尺度上的調適反應與移動模式。本研究採用歸納法，觀察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安江省（An Giang）的小農，比較不同環境與氣候相關壓力因素對有或無外移家庭成員的家庭，以及不同收入水準家庭在兩個農村鄉鎮的影響。研究團隊探討調適行為與人類移動模式在（跨地域）家庭日常生計中的作用。本研究採用了混合研究方法，包括對兩個農村社區的家庭（N=106）進行生計調查，隨後進行兩次焦點團體討論、非結構化深度訪談和次級數據分析。研究發現，人類流動性、調適行為和氣候變遷在複雜的關係網中相互交織。在移民家庭和非移民家庭之間，未發現氣候調適行為和影響的明顯差異。因此，將遷移視為調適失敗或適應形式的典範無法充分解釋本研究的發現。然而，不同收入群體之間存在差異。相較於其他收入群體，中等收入農民受氣候相關災害的影響尤為嚴重。此外，人口移出、人口老化、上游水電開發以及 COVID-19 封鎖措施給小農的生計帶來了重大挑戰。這些多重壓力因素的複合效應顯示，人類流動、氣候變遷和調適模式應被視為「棘手問題」來處理。    　　全球氣候危機影響小農戶的調適行為和遷移方式，進而對其生計造成多層次影響。這對全球生計、糧食安全、社會經濟穩定、健康和個人安全構成重大威脅，可能導致遷移和流離失所現象加劇。然而，氣候變遷是否直接迫使人們放棄家園仍存在高度不確定性。氣候變遷與人類遷移的關係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我們是否應該將人類流動模式（包括遷移）視為複雜而非線性的，並將其視為一個棘手的問題？「棘手」問題在此被定義為其複雜性和模糊性，使其難以識別並與其他相互關聯的問題區分開來。此外，解決此類問題往往面臨重大挑戰（Jentoft & Chuenpagdee,2009）。 　　這一議題至關重要，因為許多政策報告、媒體報導以及部分科學研究預測，未來將有數百萬甚至數十億「氣候難民」。但這些敘述是否真正反映現實？為探討這一根本性問題，研究團隊以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安江省的農村社區做為研究場域，採取地方社區視角進行剖析。本研究以《湄公河三角洲的氣候變遷適應回應與人類流動：越南安江省農村家庭的本地視角》為題，發表於《人文與社會科學通訊》（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專欄，從湄公河三角洲的本地社區的視角探討了這一緊迫問題（圖1）。本研究聚焦越南安江省的農民，考察了不同環境壓力如何影響有無遷移成員的家庭，以及兩個農村公社中不同收入水準家庭的因應差異。  圖1：越南安江省的研究區域   　　湄公河三角洲常被描繪為氣候變遷的熱點地區。許多研究指出，當地農民最終將因氣候影響下的惡劣環境而被迫遷移至城市地區。儘管本研究的受訪者（N=106）曾在三角洲經歷了兩次近期乾旱（2015-2016 年和 2019-2020 年的歷史性乾旱；見圖2），但將環境變化的所有驅動因素都歸因於氣候變遷是具有誤導性的。實際上，影響當地環境與農民遷移決策的因素是多重且交織的，包括上游水電開發、非法採砂、土地開採與地層下陷、政府政策、農業集約化等在內的多種因素，人為與制度性因素對環境變化產生了影響，進而影響了遷移決策。在此背景下，相較而言，氣候變遷並非小農決策遷移的首要動力。 圖 2：調查受訪者對2015–2016年及2019–2020年乾旱事件嚴重程度的主觀評估     　　另外，研究團隊比較了移民家庭（即有移民成員的家庭）和非移民家庭（即無移民成員的家庭），重點分析這兩類家庭如何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以及他們採取了那些調適氣候變遷措施。研究結果顯示，移民身份並沒有顯著影響家庭如何經歷與氣候相關的災害或他們所採取的調適措施。例如，分別有90.2%和86.3%的非移民家庭表示，他們不太可能因為氣候問題移民到城市或其他農村地區。在有移民成員的家庭（n = 47）中，對於這些家庭成員是否會永久移民或最終返回他們的村莊，意見不一。 　　此外，研究團隊亦觀察到，與其他收入群組相比，中等收入農民面臨與氣候相關災害的挑戰更大。這種差異可歸因於他們獨特的脆弱性，例如缺乏調適所需資源，以及對氣候敏感農作物的依賴。而人口外移、人口老化、水電開發及COVID-19封鎖等問題使小農的生計更加複雜。這些相互關聯的壓力因素，形成了一個經濟、社會和環境因素共構的多面向的情境，顯示出應對氣候變遷、人類流動性和調適策略需要採取一個綜合的方法。承認這些問題是複雜的「負面」問題至關重要，因為它們需要考慮到受影響社區內的相互依賴性和動態的創新解決方案。 　　在本的研究中，研究團隊並不認為氣候壓力因素與家庭的遷徙模式及調適策略無關。相反的，研究團隊認為這些模式與反應最好透過結合當地觀點與更廣泛的結構性決定因素的批判性觀點來加以理解。儘管氣候變遷無疑會影響人類的遷移模式，包括遷移決策，但研究團隊主張更細微的理解方式。研究團隊認為，與其簡單化地陳述這種關係，不如透過更具批判性的學術研究來揭示其中的複雜性。   原文出處： Bayrak, M.M., Van Hieu, T., Tran, T.A. et al.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responses and human mobility in the Mekong Delta: local perspectives from rural households in An Giang Province, Vietnam. Humanit Soc Sci Commun 10, 344 (2023). https://doi.org/10.1057/s41599-023-01817-5

促發海洋環境負責任行為：Kolb學習環的應用

114年07月10日

【本篇報導由海洋環境科技研究所  葉庭光副教授研究團隊提供】 海洋廢棄物是當前海洋治理中的關鍵議題。如何有效提升民眾對垃圾減量的覺知、認同、與實際行動，被視為是當前極為艱鉅的挑戰。本研究以 Kolb 的體驗學習環理論為基礎，設計一套體驗式海廢課程（ELBMD），並探討學習者在經驗學習環四個學習階段中的學習歷程與表現。研究結果指出：（1）ELBMD 課程能顯著提升學生對海洋廢棄物議題的理解，增強其責任感、分析能力及環保行動的內在動機；（2）在「反思階段」，透過結構化提問引導學生反思人與環境的互動關係，能激發具體的環境行動及對公共政策參與的意識；（3）於「同儕交流階段」，學生得以深化概念理解，建立環境價值觀，並轉化為實際行動。本研究結果顯示，結合體驗、反思與交流討論的學習設計，有助於培養青少年的環境責任感與長期行動力，對未來海洋廢棄物教育的課程發展具有重要啟發。    　　海洋廢棄物問題日益嚴重，已成為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議題。這些廢棄物不僅對海洋生態系造成破壞，也對人類健康與經濟活動構成潛在威脅。雖然透過教育推廣可望提升公眾對相關議題的認知與行動力，但目前針對海洋廢棄物教育的系統性研究仍相對有限。特別是在課程設計層面，如何有效結合學習理論，促使學習者從知識理解走向態度轉變與行動實踐，是當前教育界與政策推動者所共同面對的挑戰。 　　Kolb 所提出的體驗式學習理論（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ory, ELT）強調「做中學」與「反思學習」的價值，主張知識的獲得來自經驗的轉化過程，並包含四個連續的學習階段：具體經驗、反思觀察、抽象運思轉化、與主動實踐。本研究以此為理論基礎，設計並實施一套以「海洋廢棄物」為主題的體驗式淨灘課程（Experiential Learning-Based Marine Debris Curriculum, ELBMD），並探討學習者在四個學習階段中的學習歷程與表現。 　　本研究採混合方法設計，結合問卷調查、反思紀錄、同儕討論與深度訪談，以分析學習者在知識、態度與行動三方面的變化。研究結果顯示，ELBMD 課程在多個層面上展現顯著成效： 　　（1）加深對海洋廢棄物議題的理解與責任感建立：參與者透過實際參與海灘清潔行動，在具體經驗階段中親身感受到海洋廢棄物的數量與種類，並從中提升對問題的感知與興趣。課後的評量顯示，學習者對海洋廢棄物成因與影響的理解顯著提升，並展現出更高程度的環境責任感與分析能力。許多學生在反思與訪談中表示，他們不僅學到了知識，更開始意識到自身行為與海洋污染之間的連結，進而願意採取更具環保意識的行動。 　　（2）反思歷程促進環境意識與行為轉變：在學習循環的第二階段「反思觀察」中，研究設計導入開放性與引導式反思活動，引導學生深入思考人類與環境之間的關係。結果發現，相較於傳統僅進行開放式回饋的課程，引導式反思能有效促進學習者從感性經驗提升至批判性思考，並進一步形成環境行動的動機。有超過九成的學生在反思中具體提出個人可執行的環保行為（如減塑、推廣再利用），並開始關注政策層面的問題，如是否應強化塑膠減量法規等。 　　（3）同儕互動深化價值觀與促進實踐行動：在第三階段的「抽象運思轉化」中，參與者透過同儕討論活動，進行意見交流與集體理解建構，深化其對海洋廢棄物議題的系統性認知與倫理反思。學生表示，透過分組討論與簡報，他們不僅理解了問題的複雜性，也建立了彼此支持與勉勵的學習氛圍。在訪談中，有學生提到「因為全班都一起減塑，我也不想成為例外」，顯示同儕支持能在學習社群中形成正向行動的社會規範。這些討論活動也有效支持學習者進入第四階段──主動實驗，即將所學轉化為持續的環境行動。 　　（4）實踐階段強化行動持續性與社會參與傾向：在課程結束六個月後的後續追蹤中，部分學生持續實踐環保行為，並表現出更高的社會參與傾向。包括加入環境社團、參與淨灘活動、主動向同儕與家人宣導環保觀念等，皆為學習成效的長期延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受課學生比對照組展現出更高比例的「勸導他人行動」行為，顯示課程不僅促進個體改變，也有潛力帶動群體文化的轉變。 　　綜合來看，ELBMD 課程顯示 Kolb 體驗學習理論在環境教育中的應用價值。透過設體驗、反思、建構與實踐活動的規劃，可有效提升學習者對海洋廢棄物問題的理解，並培養其環境責任感與行動力。研究結果反應出，反思與討論階段在態度與價值觀轉化中扮演關鍵角色，應成為未來海洋教育課程不可或缺的環節。    原文出處： Hung, L. Y., Wang, S. M., & Yeh, T. K. (2023). Kolb's experiential learning theory and marine debris education: Effects of different stages on learning. Marine Pollution Bulletin, 191, Article 114933. https://doi.org/10.1016/j.marpolbul.2023.114933

臺灣青少年的生活目標發展：社會支持與希望感的關鍵作用

114年03月11日

【本篇報導由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程景琳教授研究團隊提供】 　　青少年時期是個體形塑人生意義和確立生活目標的關鍵階段。研究顯示，具有明確生活目標的青少年往往表現出更高水平的利社會行為、生活滿意度和學業成就。生活目標在青少年自我認同的建構過程中扮演著如同導航儀般的關鍵角色，引導他們的整體發展軌跡。本研究探討影響青少年生活目標發展的外部和內部因素，特別聚焦於社會支持、希望感和自我效能感這三個構面對生活目標形成的影響機制。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對臺灣438名高中二年級學生進行抽樣調查，使用經過信效度驗證的量表測量相關變項。資料分析採用結構方程模型，檢測以希望感和自我效能感為中介變項的雙中介因子模型。研究結果呈現出生活目標、社會支持、希望感和自我效能感這四個變項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希望感在社會支持與生活目標發展之間展現出部分中介效應。這意味著青少年所感知的社會支持程度、內在希望感強度和自我效能信念，共同影響其生活目標的探索與確立過程。研究特別強調了社會支持中興趣面向支持的重要性，以及培養希望感的關鍵作用。具有高度希望感的青少年不僅對目標具有動力（agency），還擁有達成目標的路徑思考（pathway thinking）。這些發現為家長和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明確的實務指導，例如主動探詢和支持青少年的興趣發展，以及引導他們設定具體目標並教導實現目標的方法。這項研究深化了研究者對青少年心理發展機制的理解，為青少年教育工作者、心理輔導專業人員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的實證依據，可作為設計針對性的生活目標發展支持策略和干預方案的理論基礎。    　　青少年時期是個體開始形塑人生意義和確立生活目標的關鍵發展階段。實證研究顯示，具有明確生活目標的青少年，往往表現出更高水平的利社會行為、生活滿意度與學業成就。此外，生活目標在青少年自我認同的建構過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如同導航儀般引導其整體發展軌跡。 　　本研究聚焦探討影響青少年生活目標發展的外部因素與內部因素之間的動態關係，特別著重分析社會支持、希望感和自我效能感這三個構面對生活目標形成的影響機制。研究結果顯示，這四個變項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值得注意的是，希望感在社會支持與生活目標發展之間展現出部分中介效應。換言之，青少年所感知的社會支持程度、內在希望感強度和自我效能信念，共同影響其生活目標的探索與確立過程。研究進一步指出，提升青少年的希望感是社會支持得以有效促進生活目標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對臺灣438名高中二年級學生進行抽樣調查。研究使用了數個經過信效度驗證的量表，包括測量生活目標、社會支持、希望感和自我效能等變項。在資料分析階段，研究者採用結構方程模型檢測以希望感和自我效能感為中介變項的雙中介因子模型，藉以同時考察多個變項之間的複雜關係，有助於全面理解各因素間的直接和間接效應。 　　在社會支持此變項上，本研究特別聚焦於家長與同儕對青少年所提供的興趣面向支持，而非一般性的情感支持。這種細緻的操作性定義有助於學術研究更精確地辨識哪種類型的支持對青少年的生活目標發展最具影響力，同時為家長和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明確的實務指導。例如：家長可以主動探詢孩子的興趣傾向，並提供相關的資源或發展機會；教師則可在課堂中創設情境，讓學生分享和探索自身興趣。 　　與此同時，研究強調培養希望感的重要性。具有高度希望感的青少年不僅對於其目標具有動力（agency），還擁有達成目標的路徑思考（pathway thinking）。這項發現意味著，在與青少年討論其興趣時，適切引導青少年設定具體目標，並教導他們如何規劃和實現這些目標，進而有助於其生活目標的適應性發展。 　　這項研究不僅深化了研究者對青少年心理發展機制的理解，也為青少年教育工作者、心理輔導專業人員以及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的實證依據，可作為設計針對性的生活目標發展支持策略和干預方案的理論基礎。   原文出處： Tsai, H.-W., & Cheng, C.-L. (2023). How social support relates to purpose commitment and purpose exploration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The mediating roles of hope and self-efficacy. Education Journal, 51(1), 87-110. 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P20181015001-N202306090003-00005

幽默與老化：高齡者偏好使用何種幽默風格？

114年03月11日

【本篇報導由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陳學志教授及黃詩媛博士後研究員研究團隊提供】 　　個體幽默特質及其發展歷程一直備受關注，但現有研究多集中於學齡兒童至大學生，對成人與老年族群的探討較為缺乏。先前研究指出，老年人傾向追求正向情緒（正向情感偏誤），這一現象或將反映在其幽默風格上；同時，社會情緒選擇理論也認為，隨著年齡增長，個體將更多聚焦於自我而非人際互動。據此，本研究旨在比較不同年齡層參與者在幽默風格上的差異，共招募407位跨年齡、性別樣本進行測量。研究結果顯示，男性較偏好攻擊型幽默，而女性則傾向使用親和型幽默；但在自我提升型與自我貶抑型幽默上並無顯著性別差異。進一步分析發現，青少年至大學生階段的個體主要採用親和型幽默；成年人則兼用親和型與自我提升型幽默；老年人則以自我提升型幽默為主。此外，從大學階段起至老年，自我提升型幽默的使用呈現逐步上升趨勢，並於老年階段達至高峰，與研究假設相符；而進入成年期後，親和型、攻擊型及自我貶抑型幽默的傾向則逐漸下降。研究結果不僅發現性別在幽默風格使用上的差異，更顯示不同年齡層之幽默偏好存在顯著變化，為理解幽默與年齡之間的關係提供重要實證基礎。    　　本研究針對從青少年到老年不同年齡層的幽默風格發展進行探討，檢視四種類型的幽默：親和型、自我提升型、攻擊型與自我貶抑型。結果顯示，雖然各年齡層普遍偏好正向幽默，但具體使用的幽默方式卻隨著年齡不同而有所差異。青少年及大學生主要傾向於透過親和型幽默促進人際互動，而成年人則同時採用親和型與自我提升型幽默；到了老年階段，則明顯偏好自我提升型幽默，以調適老化帶來的情緒挑戰，同時遠離負面幽默。另有發現，負向幽默的偏好呈現倒U型曲線，大學階段達到高峰，隨後逐步下降，老年人使用頻率最低。 　　這些結果不僅豐富我們對不同年齡層幽默風格差異的認識，也反映出個體在社會化過程中從較不成熟的幽默表達轉向更成熟方式的過程。換言之，幽默不僅是輕鬆交流的工具，更是個體在各人生階段中調適情緒與認識社會角色的重要策略。對於面對老化挑戰的老年人來說，自我提升型幽默成為一種有效的情緒調節工具，有助於維持積極心態，更好地應對生活中的各種變化。本研究的重要性在於提供跨年齡層的實證數據，進一步說明幽默風格如何與個體的社會背景與心理狀態密切相關。   原文出處： Tsai, P. H., Chen, H. C., Hung, Y. C., Chang, J. H., & Huang, S. Y. (2023). What type of humor style do older adults tend to prefer?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umor style tendencies among individuals of different ages and genders. Current Psychology, 42(3), 2186-2197. https://doi.org/10.1007/s12144-021-02381-4 

幽默教學的力量：提升國中生英語學習成效與情緒素養

114年03月11日

【本篇報導由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陳學志講座教授研究團隊提供】 　　本研究探討在國中繁重學業壓力下，如何藉由創新教學方法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與心理健康，尤其著重於情緒素養的培養。本研究突破傳統社會情緒學習侷限於輔導課程的框架，創新地將其融入主科語文教學，以幽默方式潛移默化地提升學生情緒素養，達到「預防勝於治療」的效果。針對268名七年級學生，本研究將幽默納入英語課程，進行六週實驗教學，採用共變數分析與序列中介分析（serial mediation），發現幽默融入教學顯著提升學生的英語成績、幽默感與正向情緒，而幽默融入教學亦能透過提升幽默感而增進學生的正向情緒，支持了正向心理學中的「擴展與建構理論」。本研究顯示，將幽默融入課程教學，不僅能增進學業成效，還能提升正向情緒有助於心理健康，並建立正向且友善的學習環境，成為情緒素養教育的實務範例。    　　本研究聚焦於探討如何在學業壓力繁重的國中生活，兼顧學生的學習與心理健康，特別是透過創新教學方法培養學生的情緒素養。過去，社會情緒學習多侷限於輔導課程或特定課程，本研究的創新之處在於將其延伸至主科語文教學中，透過日常課堂潛移默化地培養學生的情緒素養，實現了「預防勝於治療」的效果，這種幽默教學方法在國內外均屬少見。在方法上，除了使用實驗法，本研究也採用序列中介分析（serial mediation）探討幽默與正向情緒對學習是否具有中介效果。本研究不但展示了教學方法的創新，更使用多元整合研究方法，對理論提供實徵支持證據，兼具理論及實務之創新與貢獻。 　　本研究以268名國中七年級學生為對象，分為實驗組與等待組。實驗組將幽默融入英語課程的教學中，精心彙整與發展教案與教材，進行為期六週的教學實驗，記錄學生的幽默感、正向與負向情緒、及學習成效，採用共變數分析與序列中介等統計分析方法，分析幽默融入教學的影響，及學生的幽默感、正向與負向情緒、與學習成效。結果發現，相較於等待組，實驗教學組學生的英語成績、幽默感、正向情緒皆獲得顯著提升。為了進一步分析，幽默教學介入、幽默感、正向情緒以及學習成效間的序列效果，本研究提出三個可能的中介模型，並使用序列中介分析檢驗其正確性。結果發現，幽默教學介入是透過提高學生的幽默感而促進班級的正向情緒。然而，幽默教學介入不需經由正向情緒以及幽默感的中介，即可直接提升學生的英語學習成果。總之，教師透過將幽默融入英語課程教學，除了可以直接提高學生學習成效的同時，也提升幽默感進而增進正向情緒。而正向情緒有助於營造友善與接納的學習環境，讓學生心無旁鶩的專注於課堂，在面臨課業困難與挑戰時，也能保持正向心態應對，減少課業壓力對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在日常課堂中自然而然地培養情緒素養。   原文出處： Liao, Y.-H., Lee, M.-F., Sung, Y.-T., & Chen, H.-C. (2023). The effects of humor intervention on teenagers' sense of humor, positive emotions, and learning ability: A positive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4, 1463-1481. https://doi.org/10.1007/s10902-023-0065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