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往何處去？──中國70後小說中的城鄉流動與女性命運
114年09月10日
【本篇報導由國文學系 石曉楓教授研究團隊提供】 當前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持續進行中，完結時間也無法預料，其間所產生的文化滯差，論者早已提出種種觀察，而成長於此結構變遷承轉時期的一代，恰恰便是所謂中國70後。較早受到矚目的盛可以（1973-），新世紀初有長、短篇小說多部，刻畫了諸多不同行業的城市邊緣女性。而其他70後作家如魏微（1970-）、付秀瑩（1976-）、石一楓（1979-）等人，亦多有涉及由鄉入城女性生活書寫的作品。 隨著市場經濟的興起，以及中國農村空心化傾向，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出現在城市街頭，這一代作家如何展演當代版的「上城記」？本文試圖探究城鄉流動問題在70後筆下的描寫，關於婚姻、身體自主、尊嚴與多重邊緣身分的壓迫，女性如何應對與思考。其後更進一步將聯繫五四以來現代小說中的進城女性，指出70後作家作品與這些「問題小說」間有何承衍、發揚與表現差異。 一、前言：中國城鄉分化與70後成長背景 中共自1949年建政後，陸續推動了一系列經濟改革，1958年並開始實施新住戶登記系統，但嚴厲控制人口的結果，使得城鄉結構嚴重固着，直至改革開放才得到鬆綁。城鄉結構不只是區域或空間關係，更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形成了身分性二元社會地位體系。而成長於此結構變遷承轉時期的一代，恰恰便是所謂中國70後。在這一代作家筆下，城鄉居處抉擇的重心是否已有所偏移？凡此與精神性追求、價值觀的變化是否相關連？ 二、以婚姻之名：分層制度與「鄉下人」的宿命 首先，盛可以短篇〈淡黃柳〉及長篇《時間少女》便是鄉村少女爭取由鄉入城過程的典型刻畫。另一部長篇《水乳》描述來到深圳的新疆女子左伊娜，即使擁有謀生能力，在婚姻中同樣遭受到種種不平等對待，付秀瑩則以長篇《他鄉》刻畫知識女性的生存景況，其與勞動女性在城市生活中所面臨的不同困境，一側重於肉體踐踏之描繪，一則側重於精神歧視之難堪。 相較於男性農民工，這些小說展示了女性農民工在城市融入過程中所面臨的心理困擾，其實並非一般所以為的工作壓力，反而更多來自於個人情感方面的體驗。在「求生存」前提下，性的付出、婚姻的屈就、尊嚴的喪失，或許都是工作之外必須承受的壓迫。 三、「築巢」抑或「逐潮」：城市的罪惡與誘惑 然則，在追求婚姻保障之外，農村女性是否可能開發出另外的自立途徑？盛可以〈苦棗樹上的巢〉便刻畫了第一波農民工由鄉入城的歷程，影響所及有因家庭分居最終導致情感破裂、「空心村」的出現、「留守兒童」等問題。《女傭手記》則呈現第一代農民工從自我否定、打工到最後接受農民身分的完整迴圈歷程，但更年輕一輩的鄉村女性如《北妹》裡的錢小紅等，她們的情感體驗、身分認同則已漸漸產生質變。 葛蘭西認為一個階級總是配合著政治經濟霸權來行使文化霸權，資本的經濟邏輯與國家的政治邏輯，將弱勢邊緣人劃定於城市的邊界，持續再生產出種種不平等，她們對生活無法有任何特別的追求，因為「活下去」本身已是奢求。 四、我要活下去：女性多重邊緣身分的焦慮與突圍 盛可以的小說及魏微〈回家〉等顯示女性身體的經濟價值不但在城裡被剝削，回鄉亦受到耳語的精神壓迫，性別歧視構成了中國社會分層秩序中的核心原則。在地域與性別雙重邊緣的處境下，女性何去何從？在盛可以所創造的小說人物身上，我們看到錢小紅以肉身無畏的坦露作為抗議，甚至展現出以身相殉、與城市罪惡相始終的悲壯氣質，從這個角度看來，《北妹》可謂是為底層邊緣女性發出吶喊的先聲。 五、70後小說中城市異鄉者的歷史脈絡與形象差異 中國自1980年代以來面對轉型時期表現城鄉衝突的作品，亦與現代文學史上的「農民進城」主題可相互對照。在改革開放之後，我以為女性由鄉入城的題材，較多承繼了五四以來「問題小說」的書寫脈絡。 從廣闊的社會原因觀察，改革開放以來身分認同的代際差異與危機的生發，是這批作品出現的集體性原因，其次，流動性匱乏是當前中國最大的社會問題，小說讓我們看到中國巨型城市作為「世界工廠」光鮮外表下的隱憂，中國的階級層構並未曾如社會主義理想般有所改變。而文學對現實所做的提煉與呈現，卻也正是對所謂「中國奇蹟」神話最有力的搏擊。 原文出處： 石曉楓（2023）。她往何處去？－中國70後小說中的城鄉流動與女性命運。成大中文學報，(82)，161-199。https://www.airitilibrary.com/Article/Detail?DocID=P20170720001-N202404090002-00005